近日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席凡君的新书《大厂病：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》。这部由一位拥有十余年大厂经历的内部观察者所书写的“大厂观察实录”，甫一上市便引发广泛共鸣。它不是一本教你如何升职加薪的职场指南，也不是一本控诉资本与管理的情绪之书，而是一次用社会学手术刀对现代组织结构的系统性解剖。
8月3日，《大厂病：从个体困境到组织表演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。围绕主题“大厂病遇到AI时代”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、暂停实验室的主创窦泽南和《大厂病》作者席凡君一起展开讨论。
对一种新现实的全新的回答
在新书分享会上，戴锦华教授分享了《大场病》一书的三种读法。第一种是把它当作一本非虚构作品去读。戴锦华说：“因为作者是一个长期在大厂中生活工作，而且不断被提升，能够有不同的层面上的观察位置的这样一个人。豆瓣上有人把这本书推荐给有大厂梦的大学生们，他把它作为一个现场报告，非虚构性的对大厂的内部空间、大厂人的生态的描述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层次的读法。”
此外，这本书在对大厂进行了相当清晰的勾勒之外，还带有分析性的描述和批判性的观察。戴锦华认为，《大厂病》是参与式的观察之后完成的一本社会学的著作。
至于第三种层面的读法，戴锦华谈到，在今日世界，不论是我们面对一个多么具体的对象，还是我们尝试对这个世界做一个整体性的把握，恐怕都必须有一个前提：我们得承认我们面对的现实已经彻底地被改变过了。
“我们看到了一种结构，我们看到了一种组织形态，我们看到了一种观念，我们看到了一种方式，同时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观念和方式，也许是大厂们得以生存、得以发展、得以繁衍的原因，但是它的副产品或者与之相伴随的是人们如此地不快乐，人们如此地被标识以梦想，而每个人都经历着梦碎、幻灭的经验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不开心，我们不快活，但是我们别无选择。”
“在这个意义上，对于我来说，这本书是我一直在期待着的，对新的问题的提出和对新的问题的尝试的回答，我不认为这本书给了完满的回答，但这本书给了全新的回答。这个回答或许会牵引着你们，牵引着我们去继续追问。”戴锦华谈到。
窦泽南提到，虽然我们没有在大厂工作，但是大厂的很多标准，对于事情的很多看法，它们的价值观和做事的方式已经影响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。例如日常生活中人际摩擦的增加以及人际信任感下降；娱乐和追求的同质化；以及工作中既努力又痛苦的状态。
窦泽南说，从心理学上讲，人想要自主自由的发展，想要获得幸福，需要一些必备的心理营养素，就像植物生长需要氮磷钾一样。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找到了三种基本的心理营养素：自主感，胜任感和连接感。自主感是生活中自主的探索和自主的选择；人际摩擦带来的信任损耗降低了我们对于连接感的需要；而当我们用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去工作，成就感和胜任感就会被压制，人的生命会呈现枯萎的状态。
“大厂病其实对我们整个社会有非常广泛的影响。我不是说只有心理学是解决方案，但是对于我们个人体验的这部分，如果它真正让我在生活中感觉到很痛苦，而且痛苦到行动不起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很失望，我对这个世界很失望，我对我自己很失望。当它带来这样一些影响的时候，其实心理学可能是一个对我们有效的，起码对于个人体验来讲是一种有效的工具。”窦泽南说。
从“说不清”到“说得清”
《大厂病》的起点，大概就是从一种“说不清”开始的。那种说不清的感觉，在互联网大厂里其实挺常见。从业者们曾经都相信，只要足够努力，就能“被看到”“有回报”。直到某一刻，他们才意识到，自己不是被“忽视”，而是根本没有被当作“人”来对待。
作者席凡君在大厂工作十余年，有过顺风顺水的高光时刻，也经历过位置边缘化、汇报关系被剥离、被架构遗忘的阶段。离开大厂以后，他开始在公众号“未知表演”上写作自己的经历，结果发现评论区里全是“我以为只有我这样”的声音。他意识到，流行语汇已经无法准确描绘“大厂”这样一种现代经验。于是他从“记录经验”转向“结构分析”——从个人情绪中抽离出来，把碎片拼成结构，把情绪背后的机制找出来，把一个个局部的困惑放进一个更大的组织逻辑里。
正如他在书中所援引的赖特·米尔斯《社会学的想象力》的启示——我们所认为的个人困境，其实常常是公共议题的缩影。席凡君跳出个体视角指出，“这不是谁的问题，而是结构本身的问题。而结构不会说话，它只能通过个体的崩溃、沉默、耗尽和离开来显现”。
“液态人”与“安全人”
《大厂病》全书分五章，从“一种‘制度生活’”到“牛马感从何而来”，从“表演性治理”到“语言的牢笼”，再到“作为系统的反噬”，层层剥开大厂的运作机制。书中提炼了一系列原创概念，为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解职场困境的结构性语言。
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是“液态人”。作者借用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的“液态现代性”框架。在传统社会的“固态结构”中，职业是稳定的、路径是线性的；而大厂正是“液态现代性”的极致组织形态——它把人拆成模块，变成随时可替换的“人力接口”。今天的人们会在不断变化的业务、组织、项目、职级、评价和叙事中被反复重新定义。“这种状态久了，人的边界就开始瓦解。身处大厂的人很难说清楚，自己到底是谁，在做什么，有没有成长……”
如果说“液态人”描述的是普通员工的处境，那么“安全人”则揭示了大厂晋升的底层逻辑。书中最扎心的部分当属“表演性治理”。席凡君发现，在大厂里，晋升从来不是奖励能力，而是确认“安全”：升上去的都是不制造麻烦、不挑战现状、不让上级不舒服的人。而中层则最痛苦，是所谓的“忠诚人质”——上面布置的任务层层变形，没人敢说“这做不到”，因为反馈本身就意味着“不理解”；下面的情绪要扛，上面的意志要执行，最后成了两头不靠的夹心层。
书中还提出，“流程正确，无人生还”——阿伦特意义上的“平庸的恶”，在大厂语境中变成了“流程正确，无人负责”。“一个组织越是成熟、越是规范、越是理性，它就越有可能在流程中失去伦理判断的能力。不是因为制度不好，而是因为制度替代了判断。人从来没有存在过。”
社会学手术刀
这本书的力量在于，作者把来自19、20世纪社会学、政治学、传播学、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成果，应用于解决当下问题。韦伯的官僚制与铁笼、阿伦特的“平庸的恶”、鲍曼的液态现代性、福柯的规训权力、戈夫曼的表演理论、布尔迪厄的符号权力、贝克的风险社会、哈贝马斯的系统与生活世界、斯科特的支配与抵抗、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……这些理论在书中并非包装式的引用，而是实在的分析武器，一层层剥开了大厂的运作机制。
全书没有走纯粹的学术路线，而是用亲历者的视角，把多位经典理论家的思考融入了大厂的具体场景。尼克拉斯·卢曼的系统论帮我们看懂了大厂的“自指性”——现代社会的核心不是由“人”组成的互动系统，而是由“沟通”构成的自指性系统。由于作者并非专业学术研究者，而是亲历者，他的写作是为了解决问题，因此他在保持学术分析清晰的同时，又有一种朋友聊天式的亲切感。
《大厂病》出版之际，也恰逢AI技术加速进入工作现场。这并非巧合。席凡君在书中指出，AI并不是突然制造了“可替代性”——在很多组织中，人早已被训练成可汇报、可评价、可替换的变量。大厂的结构设计，本质上是在消灭“人的变量”：岗位被去技能化、去人化、标准化。不是AI太强，而是结构早已铺好了路。AI加速替代的，究竟是某些具体任务，还是一个个早已被组织塑形的自我？
当你的工作早已被拆解成流程、话术、模板、指标和可汇报的成果，AI完成的就是结构早已启动的工作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大厂病》不仅是一本关于大厂的书，更是一份关于我们时代“组织现代性”的深度报告。
不是逃离，而是在缝隙中活得更像自己
但席凡君没有把这本书写成绝望的判词。他认为大厂是现代性的过客，这套中心化、流程化的结构早晚会被更灵活、更分布式的新组织替代。
“对普通人来说，要做的不是逃离，而是在结构里找到呼吸的缝隙：不用把KPI当成自我价值的全部，不用把组织的叙事当成自己的人生，不用把‘配合’当成唯一的选择。”正如他在书里引用的米歇尔·德·塞尔托的话：权力靠策略维系，个体的抵抗藏在战术的缝隙里。“我们可以在系统里做事，但不必把自己活成系统的一部分；可以用AI提效，但要把判断、责任和面对具体人的温度，牢牢攥在自己手里。”
《大厂病》的出版，恰逢其时地为这个焦虑的时代提供了一份清醒的思考参照。它告诉我们：看清系统的逻辑，不是为了彻底逃离，而是为了在缝隙中，看得更清，活得更像自己。正如戴锦华、项飙、严飞、袁长庚等学者联袂推荐的那样，这不仅是一本关于工作的书，更是一份关于我们时代“组织现代性”的深度报告。当“大厂”从一种公司形态演变为一种时代性的组织范式，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，都值得从这本书开始，重新理解自己的处境。
采写：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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